对一件南宋女子时尚单衣的抽丝剥茧:从考证主人到文物修复丧事儿子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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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8-15 23:15

距今800多年前的福州南宋黄昇墓葬曾出土一批随葬品,丧事儿子致辞尤以精美绝伦的丝绸衣物居多,为人们揭开了南宋贵族女性奢华生活的一角。本文以这件低调奢华的南宋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现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为主线,从出土过程到考证墓主其人,到文物保护修复这一抽丝剥茧的过程,考证出了大量文物背后的信息。

南宋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一、南宋单衣的出土过程

在福建福州的北郊,有一座小山名叫浮仓山。在地势低坦的闽江下游冲积平原上,高仅38米的浮仓山显得尤其显眼,因为山的外形呈四方平顶,四周曾是水泽环绕,远望犹如一座浮出水面的仓廪,也有记载说此处曾是汉代屯粮的仓库,所以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浮仓山”。

古人对死后居所颇为讲究,在选址营造墓葬的时候,经常青睐地势高耸的地方,浮仓山这座小山以“孤峰突起,远山环抱”这一地理形胜,在闽江下游冲积平原上也算得上是一个风水宝地了,于是唐宋之后,这座小山包及周边就有了大量的墓葬,只是世事变迁,曾经适合营坟置葬的浮仓山后来成为了福州市第七中学的所在地。

1975年10月的一天,福州七中在拓宽操场时,发现一座墓葬。福建省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实地清理,考古发掘工作也得到福州七中师生的协助。据当事人回忆说,当时大家从左至右清理墓室,一共发现三具棺椁,只是左边和中间的两具棺椁早年被盗掘一空,陪葬品所剩无几,仅清理出白瓷小灯盏、铜镜等物品。当大家心里充满失望的时候,忽然发现最右边的墓室未经盗扰,里面的棺椁也保存完好。

中圹为男性墓主赵与骏,左圹为续娶李氏,右圹为原配黄昇

于是大家满怀期待地开始清理右边的墓室和棺椁。大家迫不及待地在现场将棺盖打开,发现里面填满了东西。不少围观群众看到后,奔走相告说“七中出宝贝了”,场面有些难以控制。“为了文物安全,发掘组决定将棺木运回到福建省博物馆内继续清理。”

在福建省博物馆内,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开始清理,这是一座女性墓葬,打开棺盖后发现,尸体是被层层丝绸包裹着的,头盖覆面巾。尸体腐朽,发髻和骨架都完好。头发里插着鎏金银钗3支、角篦4枚。颈系绣花绶带凤纹金坠,胸前系心形鎏金镂孔银香熏。其实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霞帔,霞帔可不是随便人可以用的,这可是朝廷命妇的装束,也显然,这位女性墓主非同一般。

接下来的清理,一共出土了436件随葬器物,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436件随葬器物,以服饰、丝织品居多,共计354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仿佛打开了一个南宋时期的女性衣橱,其中就包括这件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二、墓主黄昇其人

这么多珍贵的丝绸文物大规模集中出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家都想知道,这些丝绸的主人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位盛装入殓的墓主是谁?为何拥有如此多的丝绸陪葬?

要想知道墓主其人,第一手材料应该来自考古。我们知道,古人在下葬的时候,经常会有墓志,墓志一般会对墓主的一生进行简单概括的介绍,并给予或中肯或溢美的评价。刻在石板上的墓志很重,也不会太值钱,盗墓贼一般不会带走,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墓主的准确依据。

从出土的墓志可知,浮仓山发现的是一座三圹并列的墓葬。这是一座南宋时期的夫妇合葬墓,中圹为男性墓主赵与骏,左圹为续娶李氏,右圹为原配黄昇。也就是说这是一位先生带着他的两位夫人的死后居所,只是先生和继室的墓葬被严重盗掘,只有原配黄昇墓保存完好,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南宋时期的丝绸宝库。

黄昇墓志

既然知道了墓主的姓名是黄昇,那么我们再顺藤摸瓜去深究一下黄昇到底是谁?从出土的墓志,再结合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黄昇的一生。

黄昇的经历有点像前阵子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盛明兰。黄昇是福州本地人,1227年出生于福州本地的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在同辈人中排行第52位,可见黄氏家族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黄昇出生的三年后,她的父亲黄朴中进士第一名,也是就高中状元,因为科举成绩优异,受到朝廷重用。黄氏家族觉得黄昇为黄家带来吉兆,因此格外宠爱。只是黄昇自己比较命薄,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是由祖母潘夫人亲自抚养,也是爱若掌上明珠。从墓志铭中可以得知,祖母潘夫人也出自于诗礼传家的名门名宦,她的同族兄弟潘牥也是探花出身,潘夫人对《通鉴》能“成诵”,可知其文史修养必深,对她钟爱且怜惜的孙女黄昇,自然关爱有加。黄昇受教良多,获益甚深,这就是墓志铭所称“闲(娴)于祖母之训”的含意。有此书香熏陶与闺门训诫,无怪乎黄昇长大成人之后,求婚者自然视为佳偶。

影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盛明兰与祖母

后来,黄家为黄昇选的夫君果然不同一般,那就是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与骏,也就是说,出生名门的黄昇,当年嫁的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也不是一般的富庶人家,而是皇亲国戚、宗室子弟。其实,这桩相对而言比较门当户对的婚事,是黄昇的父亲黄朴和赵与骏的祖父赵师恕一手促成的,他们曾经是同窗共读,后来又同朝为官,相交甚厚。

黄昇进入赵家门后,恪守祖母训诫与妇人守则,表现出大家闺秀的淑女风范。可惜寿命不永,于淳祐三年(1243年)逝世,享年17岁。6年后,其夫赵与骏也去世,享年27岁,他们最终都归葬福州北郊的浮仓山。

黄昇,可以称得上是南宋时期的“白富美”,出生名门,嫁入豪门,但是只有短短的17年,这位南宋时期的白富美的一生其实挺命运多舛的。也许正是因为母家和夫家对其的嗟叹,所以在黄昇辞世的时候,随葬了大量精美的丝绸,以表哀思。

三、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的价值

如果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解读这件南宋女子的时尚单衣,一定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

1.女性服饰

宋不像唐以胖为美,加上宋代女子开始缠足,女子的体态变得柔弱,女子妆束显得纤细。我们知道,南宋女子的内衣是抹胸,然后根据不同的场合会穿着不同形制的外衣,比较隆重的正式场合会穿着很大袖子的外衣,一般日常家具会穿着窄袖直身的外衣。

以往我们在文献中得知,南宋时期独具特色的外衣叫做褙子。这件南宋单衣,从其形制上看就是褙子,应该是黄昇日常家居服。过去对南宋服饰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文献、绘画、雕塑,就像到宋画里面去找南宋女子装束,虽然直观,但是总是欠缺一些,黄昇墓出土的大量丝绸服饰,就是最鲜活最直接的实物资料,细细研究,可以深入了解这些服饰的款式、裁剪、穿戴使用等细节。

书画中穿着褙子的南宋女性形象

2.印绘技法

这件单衣在衣缘处有一条长长的花边,这些花样不是织出来的,也不是绣出来的,而是印出来的,这种在丝绸上印出花样的装饰技法其实在三皇五帝的年代就已经出现,到了宋代又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宋代独具魅力的装饰艺术。

印金彩绘花边

其实这种印花技术的原理挺简单的,就像盖邮戳一样,想在丝绸上印一朵红色牡丹,就刻一个牡丹的戳子,蘸上红色的颜料,当然颜料要研磨得够细,加上一定的胶结材料,等干后,一朵红色牡丹花就会出现在丝绸面料上。

这种技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我们看黄昇墓出土服饰上的花边,图案很少有重复的。在黄昇墓里,还出土了12件未曾使用的花边,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市场上,已经有专门的店铺在销售这种花边,这些店铺里面一定有能工巧匠,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客户需求,印制出各式各样的花边。顾客只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然后缝缀到衣服上即可。

花边纹样

这件衣服的花边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装饰有黄金,显得格外豪华。我们知道,南宋一直处于一个政局不稳的状态,连年征战造成国库空虚,所以朝廷一直提倡简朴厉行节约,但是民间对黄金一如既往地崇拜,据称宋代最为流行的服饰上加金的技法主要有十八种,足以显示普通民众对黄金织物的狂热。由于用金过于泛滥,于是朝廷要颁布法令加以禁止,《宋史-舆服志》中记载不许民间以“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但是黄昇属于朝廷命妇,自然另当别论,依然可以过着“金枝玉叶”的骄奢生活。

其实泥金工艺到现在依然存在。早在2009年,我们曾经在江浙一带对此进行调研,发现把金箔磨成金泥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过程。这种采用泥金装饰丝绸的工艺,后来流传到日本、韩国等地,一直沿用至今。

将金箔变成金泥

3.审美意趣

南宋时期,宋明理学盛行,黄昇的父亲和赵与骏的祖父都是朱熹的追随者,表现在黄昇衣物上,风格大多为清淡自然与端严庄重,呈现出一种低调的奢华。这件单衣上面的装饰纹样,充分体现了南宋上层社会的审美取向。我们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通体朴素,花边的装饰也是采用植物纹样,这和唐代那种雍容华贵的大花形成强烈对比。

除了花边上的装饰图案是以植物为主之外,黄昇墓出土丝绸面料上也有大朵的花卉。与唐代花卉纹样的雍容华贵、程式化相比,南宋花卉纹样显得尤为写实生动,这时的南宋花卉纹样被称之为“折枝花”或者“生色花”,仿佛人们到园子里折一支花,移植到丝绸面料上,依旧活色生香。

折枝花纹样

其实这种改变是有一定生活基础的,以往人们面对植物,一般是从药用的角度去关注,到了宋代,植物开始以另一种面貌出现,那就是观赏性花卉植物,宋代有记载的花卉植物已经高达360余种,种植技术比唐代有了大大进步,不仅文人士大夫,连普通百姓也把养花、赏花当作时尚,宋代花鸟画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艺术形式。

4.织造工艺

两宋时期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时期,在纺织业中最为典型的流行品种就是纱罗,在黄昇墓出土的丝绸文物中,纱罗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这件南宋单衣也是纱罗质地。

其实,别看纱罗轻薄通透,其实织造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像陆游诗句中所说“举止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在南宋时期,这种轻薄的纱罗是贵族竞相追逐的时髦衣着。要想织成这样的高级品种,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缫丝、并丝、捻丝、络纬的每一道工序都显得极为复杂。这件单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当时福建地区在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整个工艺体系已经获得了全面发展。

纱罗

5.福建特色

福建虽然很早就有了丝绸生产,但是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自南宋以来,随着政权的南移,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向东南拓展,福建一直远离战争,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此背景下,福建的蚕桑丝织业也逐渐发展并成熟,成为南方地区的重要丝绸产区,也不足为奇。

当时,福建已经有了很多名特优产品,一直行销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成为众人追捧的优质产品。黄昇墓出土的丝绸,数量众多,品种齐全,其中有很大部分来自本地生产的。

6.海上贸易

黄昇的亲人在当时都是勋贵,而正是因为其亲人的地位,才让她拥有了丰厚精美的随葬品。尤其是其父黄朴,与同门的赵师恕相比,虽为状元,政绩文采皆不如后者,但其在端平年间(1234年—1236年)知泉州并提举市舶司,市舶司是中国在宋、元、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

自南宋始,中国的社会、经济、生产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在对外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福建沿海地区的对外丝绸贸易日渐兴盛。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逐渐具备了远航的条件,而东南亚诸国也纷纷与中原王朝建立起外交关系,罗马与中国更是实现了直接通航,南海丝路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唐代时由于“安史之乱”及吐蕃占领河西等军事战争的破坏,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规模逐渐缩小,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期,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丝织品作为巨额出口货物,为“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泉州在当时已经成为对外通商的国际性贸易港之一,黄昇的父亲掌管泉州地方政府并兼管对外贸易通商大权,可谓肥差,提举市舶司的身份为他女儿黄昇的厚葬“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这件质地轻薄的单衣,在地下埋藏了近800年。我们知道,南方地区的地下水位比较高,黄昇墓虽然地处浮仓山上,但是还是避免不了地下水的浸泡,加上尸体分解物、细菌等微生物的侵蚀,自1975年出土之后,它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所以自出土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件见证过南宋繁华的纱罗单衣,一直处于病危的状态,丧失了基本的机械强度,可以说是一触即破,甚至一碰就会碎成粉末。所以只能静静地沉睡在库房里,库保员几乎不敢触碰,更无法对公众进行展示。

修复前的南宋单衣

我们说人会衰老死亡,其实丝绸文物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件紫褐色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已经患上了很严重的疾病,急需治疗。这种病害就是脆弱糟朽,这不仅是所有丝绸文物不可避免的通病,也可以说是难以治愈的癌症。这是因为丝绸的原材料都是桑蚕丝,桑蚕丝属于蛋白类纤维,是非常娇贵的,经不住岁月的侵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化。

我们面对这样一件亟待保护的南宋服饰时,就像一群医生面对一位重症患者,切忌病急乱投医,要首先进行前期诊断,制定治疗方案,经过专家论证后才能实施后续治疗。通过分子层面的诊断,发现构成丝绸文物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在过去800年里,氨基酸不断流失,造成丝绸文物不断变得脆弱糟朽。打个比方,丝绸文物就像一座高楼大厦,是由一块一块砖头堆砌起来的,随着岁月侵蚀,这些砖头一块一块地破损脱落,假以时日,砖头大量脱落缺失的后果,就是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丝绸而言,这一块块砖头就是一个个氨基酸。

中国丝绸博物馆是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依托单位,过去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脆弱糟朽丝绸文物的加固难题。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我们发明了一种糟朽丝绸文物的加固技术,终于可以比较有底气地对这件沉睡于库房四十多年的南宋服饰进行保护修复了。

这个技术就是“基于丝肽-氨基酸的脆弱丝织品接枝加固技术”,名称很长也很拗口,但是说白了,就是用新丝来加固旧丝,最朴素的加固原理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既然丝绸文物是因为氨基酸的缺失而变得脆弱糟朽,那么我们就用加入新的氨基酸使其强身健体,在一定程度上返老还童,重归健康态。这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丝绸文物保护中最为棘手的加固难题,因此获得了“十二五”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

《基于丝肽-氨基酸的脆弱丝织品接枝加固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获奖

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室里,我们采用这个加固技术成功地唤醒了这件弥足珍贵的南宋丝绸服饰。经过保护修复的单衣,已经完全摆脱了脆弱糟朽这种重症的折磨,变得柔软,不再一触即碎。

修复中的南宋单衣

修复中的南宋单衣

在过去的近800年时光里,这件紫褐色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历经沧桑,目睹黄昇短暂但富贵的一生,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这是前世。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今生——出土时的剧变,病害缠身地沉睡于库房,到进入实验室接受治疗。目前这件南宋单衣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的治疗下已经安全出院,容光焕发地陈列于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厅,每天向观众讲述800年前的南宋时期“白富美”的花样人生,以及背后折射出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

陈列中的南宋单衣

(作者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党总支副书记、技术部主任,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本文发表略有删节)